过后续手段将“暂时让利”转化为“长期控制权”,看似“吃亏”,实则是“用小利益换大队伍”。
面对暂时无法抗衡的对手,蒋介石的“予”是“战略性退让”,通过表面妥协麻痹对方,暗中积蓄力量,等待反制时机。
1925年孙中山去世后,汪精卫是国民党“党权核心”,蒋介石此时虽掌军权但党权不足,便主动“让贤”——在国民党二大上支持汪精卫任主席,甚至公开表示“愿听汪先生调度”。这种“退让”让汪精卫放松警惕,蒋介石则趁机借“中山舰事件”“整理党务案”等,逐步排挤共产党、掌控党权。
北伐前,面对吴佩孚、张作霖等北洋巨头,他先不直接宣战,而是通过“分化”“妥协”削弱其联盟——比如对直系军阀孙传芳,曾暗中沟通“互不侵犯”,暂时稳住东线,集中力量先打吴佩孚;待击溃吴佩孚后,再回头进攻孙传芳。这种“暂时妥协”避免了多线作战,为北伐争取了时间。
这种“予”是“隐忍布局”,先“示弱”让对方放松戒备,自己则趁机补短板、攒实力,等时机成熟再“收网”,看似“被动退让”,实则是“用时间换胜算”。
蒋介石的“欲先取之,必先予之”,核心是“功利性算计”,所有“给予”都有明确的“索取目标”——或是权力跳板,或是嫡系势力,或是翻盘时机。他从不做“无回报的付出”,每一次“让利”“妥协”“忠诚”,都是为了最终掌控更大的权力。这种策略让他在国民党复杂的派系斗争中快速崛起,但也因过于“功利”,导致其联盟多是“利益结合”,缺乏真正的信任基础,这也为后来的统治埋下隐患。
而他徐渊,不过是踩准了时机。当初劝曾维献“反正”,托覃文运稳住苏州,本是想给徐家留条后路,免遭排挤和打压,有些不多的投机意味,可没成想恰好撞在了蒋介石需要“示范案例”的节骨眼上。苏州城头的旗换了,曾、覃二人的命运改了,连带着上海滩的风向,也跟着悄悄转了。
徐渊关上百叶窗,转身时,桌上的座钟“当”地敲了一声。他知道,这声钟响过后,上海滩那些观望的人,该睡不着觉了。而那场即将到来的风暴,也离得更近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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