都忘了。”隔壁房间的学生梁郁上书，告发“崔骃、孔僖诽谤先帝，讥讽当今”，这件事交给有关部门处理。崔骃到官吏那里接受审讯。孔僖上书为自己辩解道：“一般说的诽谤，是指实际上没有这件事却凭空加以诬陷。至于孝武皇帝，他政治上的好坏，都清楚地记载在汉朝的史书里，就像太阳月亮一样明显，我们只是直接说出史书上记载的事实，并不是凭空诽谤。皇帝做的好事坏事，天下人没有不知道的，这些都是有原因导致的，所以不能因为议论这些就治人的罪。况且陛下即位以来，政治教化没有过失，而对百姓的恩泽却增加了，这是天下人都知道的，我们又为什么要讥讽呢！假如我们指责的确实对，那本来就应该改正；要是说得不对，也应该宽容，又有什么罪呢！陛下不推究事情的根本，不深谋远虑，只是肆意发泄个人的忌讳来满足自己心意，我们被杀，死就死吧，只是担心天下人，一定会改变看法，从这件事来揣度陛下的心思，从今以后，如果看到不合理的事，就再也没有人敢说了。齐桓公亲自宣扬他先君的过错来启发管仲，这样之后群臣才能尽心进谏，现在陛下却想为已经过去十代的武帝隐瞒事实，这难道不是和齐桓公不一样吗！我担心有关部门突然构陷我们，让我们含恨蒙冤，没办法自己辩解，使得后世的议论者擅自把陛下和不好的事情联系起来，难道还能让子孙后代再去掩盖吗！我恭敬地到宫门前等待严厉的惩处。”奏章呈上后，章帝立刻下诏不再追究，还任命孔僖为兰台令史。
十二月壬子日，章帝下诏：“以前因为犯妖言惑众等罪而被禁锢三代亲属的，现在一律免除禁锢，只是不能在宫中担任宿卫而已。”
庐江人毛义，东平人郑均，都因为品行道义在乡里受到称赞。南阳人张奉仰慕毛义的名声，前去拜访他，刚坐下，官府的公文恰好送到，任命毛义为安阳令，毛义拿着公文进来，脸上露出喜悦的神色，张奉心里很看不起他，就告辞离开了。后来毛义的母亲去世，朝廷征召他，他都不去，张奉这才感叹说：“贤人真是不可捉摸。以前他的喜悦，是为了母亲才委屈自己啊。”郑均的哥哥是县里的官吏，经常接受别人送的礼物，郑均劝谏他不听，就自己出去做雇工，一年多挣到一些钱和布帛，回来后给哥哥说：“东西没了还能再得到，做官吏要是因为贪污犯罪，一辈子就毁了。”哥哥被他的话感动，从此变得廉洁。郑均后来做官做到尚书，又被免职回家。章帝下诏褒奖宠爱毛义、郑均，赐给他们每人一千斛谷物，每年八月让地方长官去问候他们的生活情况，还额外赐给羊和酒。
武威太守孟云上奏说：“北匈奴又希望和汉朝的官吏百姓进行贸易。”章帝下诏同意了。北匈奴大且渠伊莫訾王等人赶着一万多头牛马前来和汉朝交易，南单于派轻装骑兵从上郡出发去抢劫，大获而归。
章帝又派遣代理司马和恭等人率领八百士兵到班超那里，班超于是征发疏勒、于窴的军队攻打莎车。莎车用财物引诱疏勒王忠，忠就反叛了，跟随莎车，向西据守乌即城。班超于是改立疏勒的府丞成大为疏勒王，征发所有没有反叛的人去攻打忠。班超派人劝说康居王抓住忠并带回自己的国家，乌即城于是投降。
评论
元和元年的历史片段，像一幅“政策调整与人性百态”的拼图，藏着不少值得咂摸的治理智慧和处世哲学。
“干部选拔”的争论至今仍有回响。韦彪提出“选贤先看忠孝”“二千石贤则贡举得人”，简直是古代版“抓关键少数”。他还吐槽“尚书多从郎官超升，只有小聪明没大能耐”，直指“破格提拔”可能藏着的隐患——就像现在说的“不能只看短期表现，得看综合素质”。这种“重德行、重基层历练”的思路，放到今天的人才选拔中依然适用。
司法改革的“温柔一刀”见真章。章帝下诏禁止酷刑，强调“秋冬治狱”，本质是想给严苛的司法加点“人情味”。这可不是小打小闹——古代“刑讯逼供”是常态，能明文限制“钻凿等酷法”，相当于给司法画了条红线。这种“少用暴力多讲程序”的倾向，算是对“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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