治文明”的朴素追求。
朝堂上的“刚直派”太圈粉了。朱晖硬刚“均输法”,敢跟皇帝叫板“这跟官倒没区别”,被骂了还自请入狱,甚至以死相抗“明知不可就不能顺从”。这股“认死理”的劲儿,比那些“揣着明白装糊涂”的圆滑官儿可爱多了。章帝最后“转怒为夸”,也算是给了耿直者体面——有时候,治理者就需要这种“听得进逆耳忠言”的雅量。
孔僖的“辩护词”堪称古代“言论自由”教科书。面对“诽谤先帝”的指控,他逻辑清晰:“史书明摆着的事,说真话不算诽谤”“皇帝好坏天下皆知,堵嘴不如改错”,最后还拿齐桓公举例“敢揭祖先短才能成大事”。这番话怼得漂亮,也让章帝展现了难得的开明——不搞“文字狱”,允许议论先帝,这种胸襟在封建时代可不多见。
小人物的“大义”比高官显爵更动人。毛义为了母亲“装喜做官”,郑均靠做佣工劝兄廉洁,这俩“民间道德模范”用最朴素的方式诠释了“孝”与“廉”。皇帝专门下诏慰问,给羊给酒,其实是在树“价值观标杆”——比起空洞的说教,普通人的善行更能带动风气。
边疆那点事儿还是“打打谈谈”的循环。北匈奴来互市,南单于就去“抢生意”,典型的“边贸搭台,军事唱戏”。班超在西域继续“拆台”:莎车收买疏勒王,他就换王平叛,还联合康居王“抓叛徒”,把“以夷制夷”玩得溜。这也说明,边疆稳定从来不是“一刀切”,得贸易、军事、外交多手抓。
总的来说,元和元年像个“政策调整试验场”:选官重德行、司法去酷法、朝堂容直言、民间树榜样,章帝在努力给王朝“松绑”。虽然也有“皇帝一时怒”的小插曲,但整体在往“宽厚”走。这些尝试告诉我们:治理的关键,永远是在“原则”与“灵活”、“约束”与“包容”之间找平衡——这道理,古今都一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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