国家政权。”皇帝于是批准了这个奏章。有人对李膺说：“你可以逃走了！”李膺回答说：“遇到事情不躲避困难，有罪不逃避刑罚，这是臣子的气节。我已经六十岁了，生死有命，逃走又能去哪里呢！”于是就去了诏狱，被拷打致死；他的门生和旧部也都被禁锢。侍御史蜀郡人景毅的儿子景顾是李膺的门徒，因为没有登记在册，所以没被牵连处罚，景毅感慨地说：“我本来觉得李膺很贤能，才送儿子去拜他为师，怎么能因为名册上漏记了名字，就苟且偷安呢！”于是自己上表辞官回家。
评论
建宁二年的历史记载，集中展现了东汉末年党锢之祸的升级与社会矛盾的激化，从政治斗争到边疆治理，从士人风骨到宦官专权，多个维度折射出王朝衰颓的不可逆之势。
政治抗争的徒劳：士人在高压下的微弱呐喊
这一年，士大夫阶层对宦官专权的反抗仍在继续，但已然沦为悲壮的徒劳。张奂借“青蛇现、大风雹”的灾异，直言窦武、陈蕃“忠贞未宥”是祸乱根源，请求为其平反、解除党锢，甚至敢触及“皇太后恩礼不接”的敏感问题，其勇气可嘉。然而，在宦官“左右皆恶之”的阻挠下，汉灵帝即便“深嘉其言”也无能为力，张奂最终只能“自囚廷尉”“以俸赎罪”，尽显士人话语权的丧失。
谢弼的上疏更为尖锐，直指“阿母宠私享大封”“陈蕃酷滥骇天下”，要求复用王畅、李膺，几乎是公开与宦官集团叫板。但结果是被外放、罢官，最终遭曹节从子报复“掠死于狱”。这揭示出一个残酷现实：在宦官掌控的权力体系中，任何触及核心利益的谏言都等同于自寻死路。杨赐的奏疏则相对隐晦，以“抑皇甫之权，割艳妻之爱”委婉劝诫，却也仅能流于形式——当皇权彻底沦为宦官的工具，“乾刚之道”早已荡然无存。
党锢之祸的升级：从“禁锢”到“诛杀”的血腥转向
如果说桓帝时期的党锢还留有一丝余地，建宁二年的这场清洗则是赤裸裸的屠杀。宦官集团借侯览与张俭的私怨，由朱并诬告“共为部党，图危社稷”，顺势将打击范围扩大到李膺、杜密等“八俊”“八顾”核心成员。年仅14岁的灵帝在“欲图社稷”的谎言下批准奏请，暴露了皇权被操纵的彻底性——连“党人为何为恶”都不清楚的皇帝，却能轻易决定数百人的生死，这正是专制体制的荒诞之处。
李膺的选择成为士人精神的缩影。面对“可去矣”的劝告，他以“事不辞难，罪不逃刑”自勉，主动赴狱就死，用生命践行“臣之节”。更令人动容的是景毅：儿子虽未被列入党人名单，他却主动“自表免归”，坦言“岂可以漏脱名籍，苟安而已”。这种“不愿苟活”的决绝，与宦官集团的卑劣形成鲜明对比，也让“党人”的称号从政治污名，升华为道义的象征。
值得注意的是，士人的“标榜称号”（三君、八俊等）本是民间对其德行的认可，却被宦官曲解为“别相署号，共为部党”的罪证。这种将道德共识污蔑为“谋逆证据”的操作，彻底摧毁了社会的价值判断体系——当行善被等同于“不轨”，正直被视作“危险”，整个王朝的精神支柱已然崩塌。
边疆治理的悖论：段颎的“功绩”与司马光的批判
段颎平定东羌的“战绩”，是这一年另一个值得审视的焦点。他以“乘虚放兵”的战术，在凡亭山、射虎谷大破羌人，最终“斩三万八千馀级”“东羌悉平”，被封为万户侯。单从军事角度看，其效率惊人；但司马光的评论一针见血：“岂作民父母之意哉！”
这段批判揭示了边疆治理的深层悖论：段颎将羌人视作“必当复为盗贼”的隐患，主张“殄灭”以绝后患，本质上是用种族灭绝的思维解决民族矛盾。他忽视了羌人反叛的根源——“为郡县所侵冤”，也拒绝皇甫规、张奂的招抚策略，最终虽能“平定”一时，却埋下更深的仇恨。司马光强调“叛则讨之，服则怀之”，正是看到了单纯军事镇压的短视：靠杀戮换来的安宁，终究会被复仇的怒火点燃。
段颎的“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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