”则是这一行为的核心。
根据《周礼?夏官?司马》记载，西周时期，君主召唤臣子有着严格的制度。臣子在接到君主的召唤后，必须“即时而行”，不得拖延。如果臣子因私事拖延，未能及时应召，将受到“削爵”的惩罚；如果因拖延而耽误了国家大事，将被处以“流放”甚至“死刑”。西周的名臣周公旦，就是“闻召即行”的典范。有一次，周公旦正在处理封地的事务，接到周成王的召唤，说朝廷遇到了紧急情况，需要他立刻回镐京议事。周公旦二话不说，立刻放下手中的事务，连车马都来不及备好，就步行前往镐京。等他赶到镐京时，双脚都磨出了血泡，却依然第一时间去见周成王，与他商议国事。周公旦的做法，得到了周成王的赞赏，也成为了后世臣子的榜样。
到了春秋战国时期，“君命召，不俟驾行矣”的精神更加深入人心，成为臣子的行为准则。孔子不仅自己遵守这一准则，还教导弟子要“言必信，行必果”。据《孔子家语》记载，孔子在鲁国担任司寇时，有一次，鲁定公紧急召见他，说齐国派使者来鲁国，想要与鲁国签订不平等条约，需要孔子立刻去商议对策。孔子当时正在给弟子们讲课，接到召唤后，立刻停止讲课，对弟子们说：“君主有急召，我必须立刻前往，你们先自学，等我回来再继续讲课。”说完，就匆匆赶往宫殿。在与齐国使者的谈判中，孔子凭借自己的智慧和勇气，不仅拒绝了不平等条约，还维护了鲁国的尊严。鲁定公对孔子说：“你来得及时，不然鲁国就要蒙受耻辱了。”孔子说：“君命召，臣不敢俟驾而行，这是臣子的本分。”
汉代时，“闻召而行”的精神进一步融入官场文化，成为官员的职业操守。据《汉书?李广传》记载，名将李广一生都坚守“君命召，不俟驾行矣”的准则。有一次，汉武帝召唤李广，让他率军抗击匈奴。当时李广正在家中养病，接到召唤后，立刻带病起身，整理好行装，当天就率军出发。在与匈奴的战斗中，李广身先士卒，奋勇杀敌，最终击退了匈奴。汉武帝得知后，称赞李广：“将军真是忠臣啊，接到召令，毫不拖延，为国家立下了大功。”汉代的文人也十分重视“闻召而行”的精神，文学家司马迁在《史记》中，专门记载了许多“闻召即行”的忠臣事迹，以此激励后人。
唐代是“闻召而行”精神的鼎盛时期，这一时期的官员不仅重视“闻召即行”，还将其延伸到对百姓需求的响应上。根据《新唐书?狄仁杰传》记载，狄仁杰在担任并州都督府法曹时，有一次，当地发生了饥荒，百姓们流离失所。狄仁杰接到朝廷的召唤，让他负责赈灾工作。狄仁杰接到召令后，立刻带领手下的官员，前往灾区。他一边安抚百姓，一边开仓放粮，还组织百姓开垦荒地，种植粮食。在狄仁杰的努力下，灾区的百姓很快就度过了难关。百姓们都说：“狄大人接到召令，立刻就来帮我们，真是我们的救命恩人啊！”唐代的诗人杜甫，也在自己的诗中赞扬“闻召而行”的精神，他在《三吏三别》中，描写了将士们接到召令后，立刻奔赴战场的场景，表达了对将士们责任担当的敬佩。
明清时期，“闻召而行”的精神依然被官员和百姓所重视。明代的《大明律》中规定，官员接到朝廷的召令后，必须在规定的时间内到达指定地点，不得拖延，否则将被革职查办。明代的名臣于谦，在“土木堡之变”后，接到朝廷的召令，让他负责保卫北京。于谦当时正在外地任职，接到召令后，立刻快马加鞭赶回北京，组织军队抗击瓦剌军。在他的带领下，明军最终击退了瓦剌军，保卫了北京。清代的康熙皇帝，也十分重视“闻召而行”的精神，他多次下旨，要求官员们接到召令后，必须立刻行动，不得推诿拖延。清代的名将左宗棠，在接到朝廷收复新疆的召令后，不顾自己年事已高，立刻率军出征，经过多年的奋战，最终收复了新疆，维护了国家的统一。
从西周的周公旦到清代的左宗棠，从《周礼》的记载到《大明律》的规定，“闻召而行”的精神跨越了两千多年的时光，形式在变，规模在变，但“敬君、担责、守信”的核心从未改变。“君命召，不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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