出属于它自己的声音。
当晚，学校召开紧急会议，决定临时增设“街头之声”特训班，专收这类长期处于生存边缘的青少年。课程不教识谱、不练发声，只做三件事：记录身体记忆、重建安全感、寻找属于自己的表达方式。林小满主动请缨担任主讲，她说：“他们不是问题儿童，他们是被世界逼到角落的幸存者。他们的沉默不是软弱，是太久没人值得信任。”
三天后，第一个作品诞生。名叫《心跳协议》，由五名少年共同完成。他们在彼此手腕绑上传音器，实时采集脉搏数据，输入一台老旧合成器，转化成电子音轨。每人轮流讲述一段经历??不许看对方，不许流泪，只许让心跳替自己说话。当那个曾目睹母亲 overdose 的男孩开始叙述时，他的心跳飙到每分钟一百四十次，合成器爆发出高频啸叫，几乎刺穿耳膜。另一个曾被性侵的女孩听到后，脉搏骤降，音乐瞬间跌入低频嗡鸣，像深渊回响。五段故事讲完，整首曲子长达二十三分钟，毫无旋律可言，却让所有聆听者汗毛直立。播放结束时，五个人抱在一起哭成一团。他们说：“第一次觉得，说出来，不会死。”
消息传开，陆续有全国各地的公益机构联系合作。一位在深圳从事 LGBTQ+ 青少年心理援助的社工发来视频：几个被家庭驱逐的孩子录制了一首合唱《我不是错误》，歌词全是家人曾对他们吼过的句子：“你变态！”“我怎么生了你这种东西！”“去死吧别回来！”但他们把这些话重新编曲，用甜美童声演唱，形成令人窒息的反差。视频末尾，一个染粉头发的少年说：“我知道你们说我难听，可这就是我的真实。如果真实是噪音，那我宁愿一辈子吵下去。”
夏叶飞把这段加入“焚雪之声库”，标记为：**抗争类?身份认同?非美化重构**。她在备注栏写下：“艺术不必悦耳，但必须诚实。当社会把某些生命定义为‘异常’，那么他们的歌声，注定不会符合标准音高。”
一个月后，教育部派来调研组考察“情绪表达课”试点成效。组长是一位戴金丝眼镜的中年官员，态度客气却透着审视。他翻看学生作品集，眉头越皱越紧。“这些内容……是不是太负面了？”他指着《我爸打我的时候，电视正在播新闻联播》问道，“我们是不是应该多引导孩子看到光明？”
夏叶飞没反驳，只是请他戴上耳机，听一段新作：《妈妈今天没喝酒》。录音始于深夜，先是钥匙开门声，脚步踉跄，接着是碗摔碎的声音，女人含糊咒骂。但三分钟后，一切归于平静。背景传来轻柔哼唱，是一个小女孩在给醉倒的母亲盖被子，嘴里重复着：“妈妈乖，睡觉觉，明天就不疼了。”最后是一声极轻的吻，落在额头上。
“您觉得这算光明吗？”夏叶飞问，“它不够美，但它真实。这些孩子不是没有希望，他们只是学会在黑暗里找光。如果我们连这点光都不让看见，那才是真正的绝望。”
官员摘下耳机，沉默良久，最终只说了一句：“我们会把这份报告如实上报。”
两周后，官方通报发布，称“试点成果具有重要参考价值”，将在三年内逐步推广至全国义务教育阶段。同时，财政拨款五千万用于支持民间艺术疗愈项目，“焚雪基金会”获首批资助。
然而，风暴也随之而来。
某权威音乐评论公众号发表长文《警惕“反艺术”思潮侵蚀美育根基》，痛斥“焚雪模式”鼓吹“以丑为美”“以乱代序”“将心理宣泄凌驾于专业训练之上”，呼吁“守住艺术底线”。紧接着，多家主流媒体转载，舆论迅速两极分化。支持者称其为“底层声音的革命”，反对者则讥讽“连鸡叫狗吠都能算艺术，那厕所冲水也可以办音乐会了”。
最猛烈的一击来自一位退休声乐教授，在电视访谈中怒斥：“你们让孩子随便乱唱，是在毁掉下一代的审美！音乐必须讲究技巧、规范、美感！否则人人都是艺术家，贝多芬算什么？”
节目播出当晚，林小满在朋友圈转发了一段视频：云南山区的孩子们正围坐一圈，用锅碗瓢盆伴奏，齐声高唱跑调版《欢乐颂》。她配文：“贝多芬写这首曲子，是为了歌颂人类挣脱枷锁的喜悦。今天我们用铁盆和破锣唱它，是因为我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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