贞晓兕这次穿越，精准地嵌入了一道苍茫的时空褶皱里。
不再有园林的雅集与偶遇，她直接置身于一条真实的、尘土飞扬的古道中央。
时值深秋，江南的黄昏来得格外匆促，天色是一种浑浊的鸭蛋青，正被西边天际席卷而来的铁锈红急速吞噬。风从旷野深处卷来，裹挟着枯草的碎屑、干燥的尘土，以及远处水泽特有的腥湿气，刮在脸上，干冷而生疼。
这便是十三世纪末、十四世纪初，元朝治下的江南。
科举制度已停罢半个多世纪（自1234年至1313年），如同一道沉重的铁闸，轰然落下，截断了无数汉族读书人“学而优则仕”那延续千年的梦想路径。
他们中的许多人，从曾经的清贵云端，跌入纷杂的市井巷陌，沦为卑微的吏员、清贫的塾师，或是为勾栏瓦舍撰写剧本的“书会才人”，自嘲身处“九儒十丐”之列，社会地位一落千丈。
而朝廷为支撑旷日持久的对外战事，滥发纸钞，税卡林立，盘剥层层加码，连奔走其间的小吏与商旅亦不能幸免。于是，“漂泊”与“羁旅”，不再仅仅是诗文里轻盈的感怀，更成了压在许多人心头、沉甸甸的生存实相。
正是在这样一个“士人漂泊季”里，杂剧与散曲，却意外地在市井勾栏间蓬勃滋长。文人为谋糊口，也为觅一处新的精神出口，将诗赋词章中那些雅致的悲欢，尤其是经典的“悲秋”母题，移植到这些更通俗、更具生命力的崭新体裁之中。
于是，“秋思”成了时代集体无意识深处的低沉回响，在无数新兴的曲牌下被反复吟唱，蔚然成风。
贞晓兕此刻，正漫步于这片回响的、最为源初的现场之一。
她望见前方不远，一匹嶙峋的瘦马，正拖着疲沓的步子，沿一条被历年车轮与马蹄碾出深凹辙印的旧道踽踽前行。
马背上的人，一袭青衫洗得发白，沾满仆仆风尘，背影单薄而僵直，仿佛已与这无边萧瑟的暮色、与他胯下同样倦怠的牲口，彻底融为了一体。
那是马致远。却已全然不是数年前在京城园林中尚有几分逸气的青年。
此刻的他，约莫五十上下，两鬓早已染上霜色，面容被岁月与风沙蚀刻出深深的纹路。他的眼神，是一种望尽了前路亦看淡了归途后的空洞与枯寂，再无波澜。
贞晓兕知晓他的“个人史”：早年也曾怀抱“佐国心”，向太子真金献赋，得遇些许赏识的微光。然而太子早夭（1285年），政治的靠山顷刻崩塌。
他被迫离开大都的权力辐辏之地，南下江浙，做了一个卑微的“茶盐转运司吏员”，终日为琐碎公差奔波，尝尽冷眼与庸常。从至元末到大德初年（约1290年代前后），他长年辗转于大都、杭州、扬州、镇江之间，自称“二十年漂泊生涯”。
中年后，一度皈依全真教，试图在“清净淡泊”的教义中寻得解脱。然而，一袭“道袍”终究未能完全抚平那深入骨髓的功名焦虑与失路之悲。这般复杂的精神转折，被他写入《黄粱梦》、《汉宫秋》等杂剧的宏大叙事；而那更凝练、更私人、更如电光石火的情感切片，则留给了篇幅短小的散曲小令。
此刻，或许正是这样一个切片正在成形、即将凝固的瞬间。
学界对此行具体时间地点素有争论：一说在元贞元年（1295年）左右，他四十五岁上下，或因公干铨选失利，由镇江返回杭州；一说在大德七年（1303年）前后，他已五十三岁，由建康（南京）北上大都，候补无果。无论哪一说，都指向公元1300年前后——一个已过中年、抱负成空、身心俱疲的失意小吏，仍不得不“匹马周流”于这江南的古驿道上。
贞晓兕放轻脚步，默默尾随在后，像一个被允许旁观的历史幽灵，不忍惊扰，却又渴望见证全部。
眼前的景致，与她后世在泛黄教科书上反复读到的抽象意象，严丝合缝地重叠起来：
“枯藤老树昏鸦”——并非北地傲立的胡杨，而是江南圩田边、村头巷尾常见的乌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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