那扇窗最终还是被敲响了，急促的三声，像三枚冰冷的钉子，将我从沉思中钉回了现实。
是秋月。
她甚至没等我开口，就推门而入，一股夹杂着寒气与草药味的微风卷了进来。
“姑娘，东城出事了。”
她的声音压得很低，却透着一股压不住的焦灼。
东城区是京中人口最密集的坊区之一，多是平民百姓，此刻，那里正沦为人间炼狱。
孩子们起病极快，先是高热，继而开始抽搐，小小的身子抖得像风中筛糠，任凭父母如何哭嚎呼唤，都只是双目紧闭，人事不省。
“太医院那帮人呢？”我一边问着，一边快步走向药柜，脑中已在飞速运转。
“去了，”秋月跟在我身后，语气里满是鄙夷，“还是老一套，什么‘肝风内动’，开的方子全是‘熄风镇肝汤’加减。结果呢？灌下去的孩子，抽搐是停了，可人也彻底昏死过去，连气儿都弱了！”
我猛地合上药柜的抽屉，发出一声闷响。
“蠢货！告诉我们的人，这不是风，是水！”
春日回暖，积雪消融，污秽之物随之渗入地下，东城区地势又低，井水首当其冲。
这种湿热疫毒，以重药镇肝，无异于抱薪救火。
幸而我早有预料，守心分堂在开春时便公布了《净水三策》，教百姓如何用明矾、石炭、细沙净化水源，更备下了足量的“银花藿佩散”。
“方子和净水法都放出去了吗？”
“放出去了。百姓们信我们，好多人连夜去分堂门口排队领药，喝了药的孩子，热度很快就降下来了。”
我稍稍松了口气，但心头那块大石并未完全落下。
官方的壁垒，比疫病本身更难攻克。
果然，真正的交锋很快就来了。
太医令张院判的嫡亲孙子，也染上了这怪病。
他的儿子，张太医，是出了名的顽固派，坚信祖宗之法，硬是守着“熄风镇肝汤”给亲儿子灌了三天。
三天后，孩子已经抽得口吐白沫，眼看就要成一个痴儿瘫儿。
最后，是张院判亲自用藤条把儿子抽出了家门，命他抱着孩子跪到了我守心堂的门前。
我见到那孩子时，他小脸青紫，气息微弱得几乎感觉不到。
我没多说一个字，立刻施针，撬开他的牙关，将稀释后的“银花藿佩散”一点点喂了进去。
半日之后，孩子悠悠转醒，哭着喊了一声“爷爷”。
张太医当场泪流满面，对着我磕头如捣蒜。
而第二天清晨，更惊人的一幕发生了。
年过花甲的张院判，竟带着已经痊愈的孙儿，长跪于守心书院门前，双手高高捧着一本册子，上书“悔误录”三字。
他老泪纵横，声震长街：“老朽固步自封，险害亲孙性命，更误了满城患儿！恳请沈先生将此录载入《守心案牍》，以老朽之过，警示后人！”
我快步上前，没有受他这一拜，而是亲手将他扶了起来。
“张院判，医者无贵贱，救得了人，就是良方。”
这一跪，跪碎了太医院最后的颜面。
我趁势推出“太医体验日”，从太医院中挑选了十二名最年轻、思想最活络的御医，让他们换上布衣，以学徒的身份在守心堂跟诊。
起初，他们个个眼高于顶，对我们那些看似“粗浅”的问诊方式嗤之鼻鼻。
直到一个五岁的孩子被母亲抱了进来，说他腹痛数日，茶饭不思。
几位御医轮番上阵，望闻问切走了个遍，都只说是寻常积食。
轮到我的一位学生时，她没有急着切脉，而是递给孩子一张纸和一根炭笔，柔声问：“宝宝，能不能告诉姐姐，肚子里是怎么疼的呀？把它画出来好不好？”
那个孩子怯生生地接过笔，在纸上画出了一条歪歪扭扭、不断盘绕的蛇。
一瞬间，那几位年轻御医的脸色全都变了。
蛔虫重症！
这种病症，脉象极其隐晦，若非经验老到的国手，极易漏诊，而这孩子竟用一幅画，将病因直白地展现在了所有人面前。
这就是我的“问童三式”，孩子的话语或许不清，但他们的感受与想象，却能最真实地反映病灶。
数日后，十二人中，有三位御医主动上书，请求调任守心附属医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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